《茱莉小解》:殖民地的茱莉不再自然

洪美芝

「新戲匠」劇評培訓計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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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小解》:殖民地的茱莉不再自然

假如我是茱莉小姐,我會是一個怎樣的茱莉小姐呢?假如我是出生於殖民時期的茱莉小姐,我會有甚麼煩惱呢?當來自瑞典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筆下的茱莉小姐,從1888年來到2018年,從北歐來到亞洲,原本出身於瑞典貴族的她,既傲慢又軟弱,換到後殖民的背景,她的狀態會有不同嗎?她的心情會有變化嗎?這次,來自新加坡「九年劇場」的導演謝燊傑與澳門藝術節聯合製作,把經典作品《茱莉小姐》改篇成為《茱莉小解》,導演把劇名改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放下經典的包袱,重新解構這套作品。導演會如何詮釋這個經典的文本?如何呈現經典與現代的關係呢?

從整個演出來看,導演嘗試擺脫「經典」的包袱,最明顯的是於演繹的方式和舞台設計上顛覆了原著的寫實主義,但他保留了自然主義文本的情節和角色設定,強調遺傳和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影響,讓人物於自然的情況下走向宿命的結局。導演同時加入了現代的元素和改變了故事的時代背景,這樣的新舊融合,難道這是在反映殖民地新舊文化混合的特色?

假如我是茱莉小姐,導演把我從十九世紀帶到現代,由原著的仲夏夜慶典改為賽車大會前夕,但我卻不知道自己與賽車大會的關係。

對瑞典人來說,仲夏夜是非常重要的節日,傳統上人們會在當天唱歌跳舞狂歡。劇作家除了設定了人物的性格和行為是受到遺傳和成長環境所影響外,亦希望透過仲夏夜狂歡的氛圍,甚至花朵的催情,來襯托出自然主義下的宿命論所致的悲劇結果。時代背景的改變,雖然能直接帶出殖民地這個時代背景,但同時亦削弱了角色原有行動的基礎。導演於訪問提到,希望借此劇探討殖民地的身份問題,但劇中人物所面對的外在及內在衝突,不是受殖民影響,他們所經歷的衝突、疑惑和脆弱,仍然是原著的君主制、階級和兩性關係的問題所衍生出來的。生於殖民地的人,通常會遇到國籍、文化等的衝擊,對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到迷失,但劇中的人物所掙扎的不是「我是誰」,他們的身份地位仍然是來自他們的血統,他們反而是太了解他們是誰。

此外,導演把約翰於原著想要的共和制改為對民主的追求,而且表示喝酒賭錢尋歡作樂這才是生活,雖然這兩點是反映著現今的新加坡和澳門的狀況,但卻未能與故事情節緊扣。假如我是茱莉小姐,我還未了解到「殖民」對我的影響。對於文本上的改篇,導演的立場未見清晰,他加入的現代元素未能與原著的故事有更多的扣連,有種新舊不接之感。

不同的劇團甚至電影也曾上演過《茱莉小姐》,很多都是透過寫實的佈景設計,讓觀眾像是置身於茱莉小姐的家一樣,看著故事的發展,聽著三個角色的對話。導演去掉寫實主義的生活化和寫實的呈現,而採用了簡約的舞台設計。另外,舞台上的佈景設置是傾斜的,例如:門壁、長桌和椅子,他利用舞台的設計突顯此劇不平等的關係,這種看得到的不平衡揭示了那種看不到的不平衡。茱莉小姐的父親是一名伯爵,她的階級與身份比僕人約翰和克莉絲汀高,但高與低是一種對比,而且是可以逆轉的,就如舞台上那張長桌一樣,前後一轉,高可變低,茱莉小姐對僕人下命令,擁有著階級與地位上的權力,但當茱莉小姐與僕人約翰發生關係後,兩人的權力轉移了,茱莉頓時變得很軟弱無力和渴望被愛,反之,約翰則變得很強勢,輕蔑這位大小姐。這佈景正好突顯了劇中人物的階級、身份、以及權力上的不平衡。另外,門壁是半透明的,克莉絲汀常出現於門壁後面,時而偷聽,時而祈禱,若隱若現,呈現出她一直都知道事情的發展,知道茱莉跟約翰的關係,只是在裝作若無其事。

除了舞台設計外,另一個亮點是導演用九位演員演繹三個角色,例如其中一場,男僕人約翰拋下女僕人克莉絲汀去跟茱莉小姐跳舞,舞台上剩下三位飾演克莉絲汀的演員,她們同時演繹著不同的行為,有一位與自己跳舞,另一位在照鏡子,另一位拾起手帕沉思,這樣的演繹能較快地表達出角色當刻的思想和情緒。劇中的人物生於那個年代、那個背景,有著他們的經歷,心情必然複雜,用這個呈現的方法可化繁為簡,但這樣容易令觀眾失焦,沒法累積經驗,少了空間代入角色的感受和情緒,難以移情。

最後,這套以貴族為背景的《茱莉小解》於澳門崗頂劇院上演實在是令人賞心悅目,因為劇院是新古典希臘復興的風格設計,從劇院前廳垂著的水晶吊燈,以至劇院內及舞台兩側的石柱,這些裝潢都與此劇的故事背景十分配合,讓觀眾更感置身於貴族的大屋內。古典的劇院配合著新穎的演繹,又是另一種的新舊的配搭。如果此劇於香港上演,又有哪一個場地能有這樣的效果呢?

場次:2018年5月12日 3pm 崗頂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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